不过，各个利益群体虽然有表达观点和提出要求的权利，但媒体及所有公民也有表示赞同或反对的权利。笔者认为，这些“京籍人士”的理由缺乏公平之心，是站不住脚的。他们反对的最大理由就是外省考生“素质差”，影响他们孩子的学习。但是，在北京考试和上学又不是去当公务员,而大学就是专门提高学生素质的地方；更重要的是，北京人所说的“素质差”，很可能就是“太抠门”、“太土气”、“不懂城里人的规矩”等，如果换个角度看，这些素质也许正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，是城里孩子们最缺乏的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香港的各个大学都有个规定，在高考分数相等的情况下，优先录取家在农村、经济条件差的考生！

更重要的是，外地户籍考生的家长们长期在北京谋生，他们都不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职工，无论做什么职业，都要向北京税务部门纳税，既然北京市市民长期享受着他们的服务和贡献，有啥理由不让他们的子女在北京参加高考呢？你们虽然拥有北京的户籍，可大都不是北京的原住民，上查三代，你们的父辈爷爷辈也都是外地人！

放开异地高考不是洪水猛兽，在中国的明朝，不但有过类似的博弈现象，而且还有外地户籍家长的声音占了上风、最终导致朝廷允许外地户籍家长子弟“异地高考”的先例。据张海鹏、王廷元主编的《明清徽商资料选编》记载，明代科举，不管哪一级考试，应试者都必须填报体现本人和家庭身份的原籍，严谨在原籍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应试，甚至出台严格的“冒籍之禁”。因此，外地人员参与科考一不能遗弃原籍，二要徒劳往返，骑马乘船甚至步行去百里千里外赴考。

但明代那些户籍在外地的盐商们千方百计游说地方官员甚至朝廷，希望出台政策为其子弟就近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方便。据《两浙盐法志》记载，万历二十八年（公元1600年），在徽人吴宪、汪文演的倡议下，两浙盐商及其子弟得到了“商籍”（商人在经商地的第二户籍），以方便在当地参加“高考”。此举很快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重视。朝廷下令，在浙行盐商人子弟，凡参加科举考试，都在当地“招生名额”中占有一定的比例。从此，户籍在外地的盐商及其子弟，不必再为异地科考而徒劳奔波，同时又确保了国家对盐税的征收甚至增额。

封建皇帝都知道允许异地高考“既方便于商家，也有利于政府”，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和培养，现代人怎么会连他们的见识也不如了呢？